內容來源 | 海法思享會 原創團

文章作者 | 曾輝、莊若鋆

前言

2025年4月初以來，美國對中國輸美進口商品加征關稅，部分商品的累加關稅甚至壹度達到了245%。同時，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公布針對中國航運等行業“301調查”結果，宣布對中國船舶征收港口費，並建議中國制造或含中國組件的起重機、中國制造的集裝箱、底盤及相關零部加征關稅。

上述種種舉措下，全球集裝箱航運市場發展遭受重大影響，航運公司可能將采取重新部署船舶航線、停止停靠二線港口等方式。而航運公司跳過二線港口，除將加劇港口擁堵的情況，反過來還將再次導致運費飆升，對物流運輸造成更多不確定性。

在此大背景下，貨運代理行業除面臨貨量顯著減少、業務量下滑的危機外，可以預見起運港托運人放棄裝船、要求退運或轉港、目的港無人提貨、收貨人棄貨、海關查驗查扣的案件所帶來的風險將急劇增加。本文嘗試在我國的法律框架下，從貨運代理行業的業務模式的角度，分析貨運代理企業如何預防風險、應對糾紛，最大化保護自身利益。

貨運代理企業在國際貨物運輸中起到了聯通各個運輸環節的橋梁作用，在中美貿易摩擦的大背景下，反過來又同時受到貿易關系、運輸關系及相關政府行政管理關系下各當事方的掣肘，進退維谷，陷入僵局，甚至遭受損失。

考慮到上述情況，貨運代理企業往往急於尋求脫困的方法。例如，貨運代理企業可能考慮以關稅上漲導致履約成本顯著增高為由，主張解除“壹口價”的包清關貨運代理合同或運輸合同；主張在貿易摩擦的背景下，訂艙量大幅度下降，請求變更“包板協議”或“運價協議”中承諾的訂艙量；船東紛紛繞行、改港等情況導致運輸遲延、甩櫃等異常情況發生時，如委托人要求貨運代理承擔違約責任下，貨運代理企業也可能會以貿易摩擦的背景為由提出免責抗辯。

反之，貨運代理企業也有可能面臨委托人因目的港收貨人解除合同或拒絕提貨，而提出棄貨、退運、轉港或要求解除委托合同等要求，極端情況下甚至可能出現委托人消極應對、下落不明的情況。此時，貨運代理企業能否依據合同條款的約定打破僵局尤為重要。在此，我們以當事人最常提出的不可抗力或情勢變更情形進行討論。

貨運代理行業作為國際貿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具有其行業特殊性。貨運代理深度參與到貨物運輸全程的方方面面，涉及種種業務環節、合作模式將在中美貿易摩擦的背景下面臨各種不同的風險。

舉例而言，本次貿易摩擦對於“清關包稅”模式的貨運代理企業，在原本的業務模式風險下可能會產生新的沖擊。不僅是關稅調整導致的價格、成本變動，目的港嚴查和港口堵塞也將會導致糾紛進壹步增加。尤其“壹口價”模式的業務，如缺乏對收費價格的調整機制，代理人承擔的成本增高，難以應對市場變化。

航空運輸常見的“包板”、“包艙”模式中，貨運代理公司常常發現自身處在與航司、托運人之間左右為的境地，近期也將面臨挑戰。

壹方面，各貨運代理企業與航司簽訂的包板協議，往往約定了貨運代理方每月承諾達到的運量且不得提前解除合同，否則將收取空倉費或提前解除合同的違約金。

另壹方面，貨運代理方與托運人簽訂合作協議，貨運代理企業承諾為托運人提供包板額或艙位，在航線大幅度調整的情況下，不排除托運人可能以貨運代理企業提供的包板額或艙位未達到約定數量、合同目的受阻為由要求解除合同，導致貨運代理企業腹背受敵、處境消極。

例如，在（2021）京0113民初10426號案件中，原被告雙方簽訂某航班“周247”（即周二、周四、周日）、5000公斤/班的批量艙位認購合同，因疫情原因無法提供約定日期的航班艙位，原告主張請求合同，法院認為合同目的無法實現，支持原告主張。

在這樣復雜多變的環境中，貨運代理企業需要更依賴於合理的商業判斷為企業保駕護航。

可以預見，未來將發生大量無人提貨或棄貨的情形，貨運代理人自收到消息起如何應對，將成為未來訴諸法院或仲裁庭時重要的舉證內容。

首先，在收到目的港異常情況，甚至是在托運人或收貨人出現預期可能不支付貨款或遲延支付貨款的異常情況時，貨運代理人就應當提高警惕，註意做好及時告知義務，盡量以書面方式留存證據。

其次，及時減損，必要時需要買斷集裝箱或將貨物開箱理貨另尋較低成本的貨物保管方式的，應做好與各方的溝通記錄，並及時采取處置措施。

再次，貨運代理方應當註意自身的身份角色。以FOB貿易條款下常見的“雙提單”模式為例，出具貨代提單的無船承運人，往往既是船東提單記載的托運人，又是實際托運人的承運人。在貨物滯港後，代理人往往面臨船東的滯期費、倉儲費賬單，又有可能面臨發貨人遲延交付或無單放貨的索賠。

然而，如果貨運代理人作為訂艙代理，則僅是受委托為托運人訂艙，除非另有約定的，沒有承擔目的港費用的責任。但實踐中，往往因為代理人以其與船東的合約訂艙，受制於船東的談判地位，而不得不出面解決糾紛。貨運代理在接受委托時，應根據業務模式下自身的身份，判斷風險成本。在協調溝通過程中，應謹記自身角色，明確自身權利，避免作出超越代理權限的承諾，或負擔不必要的責任。

最後，在目的港異常的情況下，代理合同的約定對貨運代理處置貨物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貨運代理企業在簽署合同時，應註意條款設計，從費用分擔、貨物處置、代理權限等角度設計條款內容，為未來的異常情況應對做好充分的準備。

在不同的業務模式下，貨運代理企業需要判斷各個環節的風險並據此簽訂合同，壹套模板走天下的方式已經不能再適用所有的業務。

在初期接洽客戶和磋商合作時，應當建立對客戶的全面調查，對客戶的貨物信息、運輸要求做好記錄，對於高風險業務、高風險貨物，應要求提供單證記錄。在合同中，可以增加客戶合規承諾條款，並且應當避免由貨運代理人承擔對貨物單證相符、單單相符、申報信息真實準確等義務的保證責任。

2. 更具有針對性的變更或解除條款。

盡管目前適用不可抗力或情勢變更制度的門檻較高，但不排除未來司法實踐會出現新的風向。貨運代理企業可以考慮在情勢變更或不可抗力條款中加入關於政府政策、貿易制裁或加征關稅的相關情形。此外，貨運代理方可以在已有業務模式的基礎上，考慮將運價或運輸成本增加、政府政策導致的船東繞航、港口堵塞、航次/航班取消等情況加入協議中，作為免責事由，或者設期限內協商變更、中止履行或解除合同的對應解決機制。

3. 價格調整條款。

貨運代理企業可以約定，如船東或碼頭、港口通知新的收費項目，或已有報價項目收費調整（例如運價）超出壹定幅度後，雙方需按照壹定比例分攤費用，或由某壹方單獨承擔全部費用。通過設定成本浮動區間及對應調整公式（如掛鉤市場指數、關稅成本比例），保障雙方在極端政策變化背景下的權利義務平衡。

4. 合理設計結算條款。

貨運代理企業可以采用常見的“付款買單”、“單票結算”等方式，使自身處於較為主動的地位。對於風險較高的業務可以考慮適當縮短賬期、減少授信額度、要求提供保證金、擔保人、擔保物的方式，為後期糾紛解決提供保障。

在2025年中美貿易摩擦升級的情況下，全球供應鏈面臨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性與商業風險，關稅壁壘、政策變化導致物流市場的急劇波動，對貨運代理企業構成嚴峻挑戰。在此形勢下，貨運代理企業不但需要靈活調整業務模式，優化市場布局、開拓業務模式、加強與上下遊合作方的協同運作，還應當在合同管理、風險轉移機制和合規建設等方面持續提升企業實力，積極合理應對風險，在挑戰中尋找新的契機，實現由被動應對向主動布局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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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法君